一

福建种植烟草源远流长，从明万历年间(1573～1619年)就已开始。先是自海外引种到闽南，而后推广到闽中、闽西、闽东、闽北，继而由福建向江西、湖广、自江南至江北，迅猛地扩展开来。福建之所以成为国内烟草引种的发祥地之一，与其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关系非常密切。

福建地处我国东南沿海，介于东经115°50'～120°43'、北纬23°30'～28°22'之间；地处北回归线北侧，太阳辐射量较大，气候温和，日照充足，这是福建自然环境的一大特色。福建年平均气温17～21℃，无霜期250～336天；由北到南，日平均气温10℃的积温为5000～7000℃，月平均气温20℃有5～7个月，年日照为1700～2300小时，大大超过烤烟适宜区所要求的温热指标，完全满足烟草生长发育的需要。

福建是亚热带季风盛行区。季风明显，雨量充沛，年降水量1100～2000毫米。季节性分布干湿分明，冬季干燥少雨，南北温差较大；夏季湿润多雨，台风频繁。春夏之交冷暖气流相互交错，霉雨连绵。常年3～6月是雨季，雨量占年降水量的50～60％；这时正值烟株的旺长期和叶片成熟期。充足的水、热条件，有利于烟田肥料的分解，也有利于烟叶营养物质的积累。

福建西北部有闽西、闽中两大山带，平均海拔在1000米以上，是沿海登陆台风和海山水气深入的天然屏障，也能削弱冬季寒流的影响。境内山岭耸峙，丘陵起伏。山地(中山与低山)和丘陵(高丘和低山)约占全省总面积90％以上。丘陵多分布于山地外缘、河谷两岸和沿海地区。福建的平和、沙县、仙游及福鼎等地盛产名晒烟，以及永定、上杭、宁化等地盛产优质烤烟，就因它们大多分布在西部山地丘陵地带。福建的土壤，以中亚热带红壤为主，面积大、分布广、土层厚，肥力中等，十分适合烟草生产。这些特殊的地形环境以及小气候，便是烟草外观特征和烟气质量优良的原因所在。

二

明万历以来，福建引种烟草的地区、面积和产量，史无明载，唯有莆田人姚旅所著《露书》指出，当时(万历三十九年)福建所出烟草“反多于吕宋，载入其国出售”。

清朝建立之初，清廷采取“禁海”和迁界政策，福建的烟草种植和烟丝加工销售受到严重阻碍。清朝统一台湾后，康熙皇帝下令开禁，福建社会进入相对稳定发展阶段，烟草种植和烟丝加工才进入繁盛时期。

至乾隆年间统计，烟草种植已达30多个县份。闽西“八邑之膏腴田土，种烟者十居三四”；闽南沿海“烟草之植，耗地十之七八”。漳泉一带，不仅改稻田以栽烟，甚至连大小山麓亦“皆治为垄畦以种烟”(陈琮《烟草谱》)，象高数百仞、绵亘百余里的漳南天柱山，亦“皆种烟”(嘉庆《云霄县志》)。所有烟草种植发达地区，农民都以利之大小见趋。如云霄县“俗多种甘蔗、烟草，获利尤多”。平和县“高燥为园，并种麻炱吉贝焉。近或种蔗取浆为糖，亦种烟草以货外者”。龙溪县“邑地瘠卤，恒仰食于他郡……终岁勤劬，犹苦贫。惟种蔗及烟草，其获利倍，故多五谷之地以与之”。仙游县“东乡间种烟叶、花生，获利较赢”。龙岩县“农人注意于(烟草)亩收之利，不专种稻”。上杭县“人情射利，弃本逐末，向皆以良田种烟”。永安县“膏田种烟，利倍于谷，十居其四。国朝充饷后，地效甚灵，烟产独佳，永民多藉此以致厚实”。该县农民为求厚利，“不顾民食，将平洋腴田种蔗栽烟”。南平县“烟草近多莳之，价昂，甚以腴田种艺者”。于是福建烟草种植面积迅速扩大。

烟草种植出现专业化区域　随着烟草种植社会化，到了清代前期，闽南形成以石码为中心的乌厚烟产区，闽西形成以永、杭、连为中心的条丝烟产区。专业烟区的出现，反过来推动烟叶生产组织和种植加工技术的进步。永定条丝烟被誉称“烟魁”，定为贡品，就与此有关。清代以来，闽西流行租地农的经营形式。租地农即专门从事经济作物种植的农业资本家。这些人最初都是“外地流寓”之人，也就是漳泉地区懂得栽种烟盈利之人。他们到闽西各县后，向当地土著农民租用良田或山场，然后雇佣来自四面八方的贫民和畲民。他们“每年数百为群，赤手至各邑”(《南荣集》)，从事垦植、栽烟草及其他经济作物，计活受值。这一农业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产生，有力地推动了闽西烟草经济的全面发展。

从事烟草经营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大批涌现　明末清初，随着烟草市场的出现，闽省各地均涌现出一大批从事烟草经营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一般为前店后坊，作坊大则一二百人，小则几十人，亦有三五人的家庭式作坊。其经营形式多种多样。作坊一般都有自己的牌号，也有专为大作坊加工的，或加工后转售给大作坊的。由于闽省烟丝销路甚广，故烟丝生产极为兴旺。以永定县为例，清乾隆至嘉庆年间(1736～1820年)，仅抚市社前一处，有条丝烟作坊近百家，从业人员达2000余人，日产条丝烟8吨左右。闽人到外省开设烟铺的人也越来越多。康熙年间，就有南靖龟洋总上洋后垄庄应龙父子，在甘肃兰州设店经销水烟丝；漳州人黄继儒亦携妻子儿女7人迁四川岳池县下南街开设商店，经营福建条丝烟。而后闽人到江西瑞金城郊乡村，开办烟厂不下数百处，每厂五六十人。单龙岩适中一地，从清顺治至嘉庆年间，到外省开设烟铺者就有29家。河南之开封，湖北之宜昌，甘肃之兰州，江西之玉山、吉安、庐陵、瑞金，以及台湾诸罗等地，都有福建烟商的足迹。他们既当推销员，又当宣传员，对于提高福建烟叶的知名度作出很大贡献。福建烟丝因此畅销国内外，经久不衰。

三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后，福州、厦门开港初期，福建烟草种植和烟丝加工业仍然十分兴旺。仅永定一县，条丝烟加工作坊达千家以上。同时，福建烟丝开始对外出口。厦门海关在1865～1881年的贸易报告中，对福建烟丝出口作如下记载：“烟丝、1864年3261担，1865年2747担，1866年5253担，1867年3646担，1868年1642担，(1869年缺载)，1870年2288担，45764元(银元，下同)，1871年3076担，59609元，1872年328担，61084元，1873年3990担，75163元，1874年2194担，33158元……”(《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清光绪中期，由于闽北武夷茶的销路遭到外国茶商操纵而年年亏损，人们利用被废弃的茶园栽烟，福建烟草种植因此出现空前未有的繁盛。“城堧山陬，弥望皆是”。永定晒烟种植，多达1300多公顷。据宣统二年(1910年)统计，福建全省晒烟种植达6482公顷，郭柏苍在《闽产录异》中说：“烟叶，各属皆种，下游尤盛，废良田，竭人力，其害甚于罂粟”。

民国以后，随着中国自然经济结构的进一步破坏，中国经济更具买办性和附庸性，福建烟草种植更不平衡。1914年，全省种植晒烟9.2万亩，比清末少了几千亩，而平和一县却扩种至1万亩，增加一倍。1917年，永定烟叶产量保持在3万担左右，其他县多则1万担，少则1000担左右。30年代，全省晒烟种植面积又比20年前扩大一倍，达18.7万亩，而全省产烟区只剩平和、龙溪、福鼎、沙县、永定、建瓯、闽清、上杭等县。1948年，全省烟叶产量增至36129吨，为民国时期的最高产量。

烟叶种植发展不平衡，烟丝生产也受其影响。民国初，各区烟丝生产十分繁荣，如民国14年(1925年)，仅有上百户人家的永定湖雷罗陂，年产烟丝达6000～7000箱(187.5～218.75吨)；永定全县年出口条丝烟5～6万箱(1562.5～1875吨)；上杭县有制丝作坊55家，年产烟丝5000吨左右。民国25年(1936年)，永定条丝烟输出量仅为500吨，其他地区也大大减少，如福州烟丝产量为485吨(8500担)，民国35年只剩下109.05吨(2121担)。

民国以来，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对中国经济侵略，福建烟草行业受到洋烟严重冲击。外国的烟草公司相继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争夺烟草市场。如设在伦敦的英美烟草总公司，此时也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专门负责华南各省卷烟业务的颐中烟草公司在上海设立总公司，在虹口、浦东建立两个卷烟厂，在其他城市也开设分公司，就地与华商订立代理推销契约。

20～30年代，英美烟草公司还在闽北各地设立代理行、经销店。民国11年(1922年)，刘裕昌在顺昌洋口开设英美烟草公司代理行。民国12年，建瓯“仁民”洋烟店专门经销英美烟草公司产品。此外，在南平、崇安、邵武等地，也都有英美烟草公司的经销点。颐中烟草公司在福州的各代销商，也沿闽江进入各县。

自洋烟输入以来，福建各地烟丝销售量逐步下降。民国初年，永定县每年出产条丝烟尚维持在1800吨左右，到民国25年(1936年)，其年产量仅有500吨左右。抗日战争胜利后，英美等国烟草公司所生产的“老刀”、“哈德门”、“摩力士”、“骆驼”等牌号卷烟，充斥国内烟草市场，并大量向闽西各县倾销。闽西条丝烟市场进一步受到冲击，销量大减，烟厂纷纷倒闭。至1949年，闽西全区晒烟种植仅剩下623.27公顷，总产干烟574吨。

此外，福建各地的卷烟业也大受冲击。如民国31年(1942年)后，龙岩合股经营的卷烟厂和家庭作坊式小烟厂总计数十家，重要的有三友工业社、南方卷烟厂、新兴烟厂、华成烟厂等。抗战胜利后，各种外国卷烟先后向该区倾销，特别是美国生产的“茉莉牌”、“骆驼牌”、“苹果牌”、“杜鲁门牌”等各式卷烟大量倾销，使龙岩卷烟大受冲击，许多小厂关闭，即使较大的烟厂也难以维持，而纷纷收盘停业。

其次，军阀割据，流通梗阻，也使福建烟草行业遭受严重损害。清至民国初期，永定条丝烟多销往全国各地和南洋一带。由于军阀割据，战争频繁，运销时常受阻，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沿海失守，港口被封，永定烟丝外销之路断绝，损失甚多。

诚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福建烟草行业举步维艰，但是，从事烟草种植、加工经营的广大民众，为了维护民族经济，振兴民族烟草行业，仍在奋力抗争，以求得生存与发展。

早在清末，闽西有识之士就提出学习卷烟制造技术，自行办厂“以挽利权，而保民生”的主张。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广西就读的永定籍学生林觐光自费留学日本，学习卷烟实业，并随带福建、广东、广西等烟叶前往试验，学成后购置卷烟机械回国发展卷烟工业。同年，福建议员何成浩申文购买纸烟机两副，福建机制卷烟由此始。

民国26年(1937年)，龙岩县陈应志等人率先创办三友工业社，从江西信丰、广东南雄等地采购烟叶，制成卷烟上市，受到消费者的欢迎。嗣后，龙岩地区民族卷烟制造业迅速发展。到1944年，龙岩地区有卷烟厂10家，生产“三九”、“飞鸟”、“快车”、“大众”等牌号，年产卷烟1500箱(每箱5万支)。

永定烟农鉴于卷烟日渐普及，烟丝日见衰落的前景，决心进行烟叶品种改良，以适应市场需要。民国32～33年，在南京任职的永定籍科技人员卢衍豪，把美国烤烟品种“特字400号”引入永定试种，只因缺乏烤房设施和烤烘技术而未获成功。1947年，又一永定籍烟商卢屏民，从贵州省贵定县再次把烤烟种子引来家乡坎市浮山垦荒试种，同样，因缺乏烘烤设备和技术而告失败。卢屏民并不因此丧失信心，翌年又分别从云南昆明、贵州贵定引进“大金元”、“小金元”等烤烟种子，经精心种植、精心烘烤，终于获得成功，开闽西乃至福建省烤烟生产之先河。1949年，永定烤烟种植面积为0.26公倾，尽管数量不多，但仍不失为福建烟草经济发展史上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