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努尔哈赤1583年起兵到建都北京，中国半个多世纪是满州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经济关系、政治制度以至道德习俗等都带有大变动时期的深刻烙印。清太爱新觉罗·皇太极正处在这一变化时代的后期。这期间，恰好烟草的传播与发展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清太宗关于烟草的政策——从禁烟到解禁，是他整个经济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反映了关外烟草和吸烟习俗发展的一个侧面。

　　清太宗最初对烟草持否定态度，但禁律多局限于禁“小民”而不禁诸贝勒。王先谦《东华录》载天聪九（1635年）清太宗与大臣关于禁烟的一段对话：

　　上谓贝勒萨哈廉曰：“闻有不遵烟禁犹自擅用者。”对曰：“臣父大贝勒曾言，所以禁众不禁请贝勒者，或以我用烟故耳。若欲禁止用烟，当自臣等始。”上曰：“不然，诸贝勒虽用，小民岂可效之？民间食用诸物，联何尝加禁那！”又谓固山额真那木泰曰：“尔等请臣在衙门禁止人用烟，至家又私用之，以此推之，凡事俱不可信矣。联所以禁止用烟者，成有穷乏之家，其仆从皆穷乏无衣，犹买烟自用，故禁之耳。不当禁而禁，汝等自当直谏，若以为当禁，汝等何不痛革？不然外廷私议禁约之非，是以臣谤君，以子谤父也。”

　　清太宗对烟草在边廷贸易中采取了较为严肃的态度，尤其限制进口。朝鲜《李朝仁祖实录》载谓：

　　戊寅(1618)年八月甲午，我国人潜以南灵草(即烟草)入送沈阳，为清将所觉，大肆诘责……转入沈阳，沈人亦甚嗜之。而虏汗(指清太宗)，以为非土产，耗财货，下令大禁。

　　禁止贩运和销售是禁烟的重要环节之一，满文盛京刑部原档(下称《刑档》）中有一起关于查处朝鲜人于崇德三年(1638)六月十二日运烟草到满州发卖的案件，云：

　　二十二名朝鲜人来时，将一马所驮之烟，处处发卖，另一马空来。户部参政昂金查出，系驻防东京镶白旗哈囊阿当值，然哈囊阿因家里出痘未护送，由一拨什库、五名甲士护送前来时，竟准其乱卖。遂移送法司拘审，因哈囊阿未来，乱卖是实。哈囊阿尔家中有事，应告吴尔噶纳，令其代尔之班，竟使常人护送前来，以致乱卖。哈囊阿以规定之罪，护送六人各鞭五十。

　　吸烟虽不合法，但民间偷吸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然违禁吸烟应定何罪和如何发落似没有明文规定。《刑档》中有崇德三年十月唐贵氏受监禁中吸烟遭鞭挞一案：

　　初四日，正兰旗唐贵将喀尔喀蒙古携来后，未交付防守章京，经直还家，致使喀尔喀马匹被人乱拿。兵部官奏入，上命将唐贵饿禁两日。在因禁时，唐贵抽烟，被镶红旗佟什禄付法司拘之，审实。唐贵鞭八十。
 

　　清太宗时禁烟，那时制作烟具也是不允许的。《刑档》中记有崇德三年陈家茂守备制烟袋被其仆告于官而受罚一案。

　　十一月初八日正白旗大凌河守备陈家茂被其包衣(家仆)坦尔、宋亚美、宋有明于讦于法司：“陈家茂做烟袋卖给铺子。”审实应鞭陈家茂八十二、贯耳，俱准折赎；又罪(罚)银九两，共罚银四十二两三钱。

　　崇德四年，清王朝决定采取更加严历的禁烟措施，并规定惩治办法。6月26日户部严申禁律，颁布禁烟告示，告谕官民人等，“不许种，不许吃卖”，告示如下：

　　户部示谕官民人等知悉照得丹白桂（满语：烟草）一事，本许载种，不许吃卖，本部禁革不啻再三，近日王府贝勒、贝子等俱已禁止，间有梗法。愚民竟不遵守，仍旧栽种吃卖，岂不想从前无丹白桂时亦何损于人？自今以后，务要尽革，若复抗违，被人捉获，定以贼盗论：枷号八日，游示八门，除鞭挞穿耳外，仍罚银九两，赏给捉获之人。

　　然，清太宗禁烟之举，实际上事与愿违。此时吸烟之风在各地蔓延开来，已成不可阻挡之势，包括日本、朝鲜禁烟均不成功。何况，当时的禁烟政策前往往是禁下不禁上，王公贵族以至小民中，吸烟者照吸，民间种烟者照种，禁而不止，没有什么实际效果。尤其是种烟，在告示颁布后法不可说不严，然而种烟是一项商品性很强的生产，法轻利重，农民继续经营此业，可谓法不治众。

　　清太宗从禁烟到解禁，撞了南墙即回头，可谓识时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