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褚时健全家福。(图片来源:上海界面新闻新浪微博)
褚时健在卷烟厂。(图片来源:上海界面新闻新浪微博)
【侨报网综合报道】“生命中最伟大的时刻不在于永不坠落,而在于坠落之后总能再度升起。”北京时间3月5日13时20分,曾经的“中国烟草大王”“中国烟草教父”、云南冰糖橙品牌“褚橙”创始人褚时健去世,享年91岁。很多人用南非传奇曼德拉的这句名言,来形容褚时健的传奇一生。在中国万千企业家中,褚时健可谓是一位传奇人物。从政、经商、入狱,直至70余岁再创业。他的生平历练凝聚了荣耀、耻辱、失女之痛与冷静判断卷土重来的果敢。在时代与命运中的颠沛流离与起起伏伏,让褚时健已经落幕的人生成为中国企业发展史上无人忽视的部分。
从科长到“右派”
中国传奇企业家又少了一位!北京时间2019年3月5日中午, 原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和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褚橙创始人褚时健在云南省玉溪市医院去世,享年91岁。褚时健本人就是一部改革开放的当代史,不光记录着开放的进程,也记录了改革的阵痛。他的每段人生经历都是中国现实的缩影。
综合北京《中国新闻周刊》、上海界面新闻报道,1928年,褚时健出生于云南省黎县青龙区禄丰乡矣则村(今华宁县青龙镇),9岁那年,上小学的他才有了正式的名字“褚时俄”——“俄”字是老师选的,意在“亲俄亲共”。直到上中学时,才改为了“褚时健”,取自“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成长于动荡年代,褚时健的少年时代历经坎坷。1942年正值抗战最艰苦的时期,14岁的褚时健家中连遭变故,爷爷和叔叔相继去世,父亲也在一次做生意的途中遭遇日军飞机轰炸,不但受到重伤,生意也血本无归。
1949年,褚时健参加了云南武装边纵游击队,任边纵游击队2支队14团9连指导员。此后,他开始当上了政府公务员。
据自媒体北京AI财经社报道,1954年夏,褚时健在云南玉溪地委宣传部担任干部科副科长。有一次,他去呈贡县中心小学调研时,认识了该小学的老师马静芬。一年后,27岁的褚时健坐上了玉溪行署人事科长的位置,同年娶到了“马老师”,双喜临门。婚后,两人育有一儿(褚一斌)一女(褚映红,又名褚映群)。
命运对褚时健来说是残酷的。1958年,他被打成“右派”,此后几年辗转于云南山区里的农场进行劳动改造。1961年,褚时健被摘掉了“右派”的帽子。
1963年,褚时健被任命为新平县曼蚌糖厂的副厂长。这家糖厂有100多名职工,但经济效益却很差。褚时健发现,糖厂亏损的一大问题是燃料成本太高,他大胆地使用甘蔗渣替换煤,直接让燃料成本降低了85%。改进了生产技术之后,甘蔗出糖率也增加了1/3。这下,曼蚌糖厂在当年不仅一举还清了债务,还有了8万元(人民币,下同)的利润。
不久,糖厂迁到新平县戛洒镇,与当地一家造纸厂合并,成立了戛洒糖厂。新厂成立后,褚时健仍然着手于技术改造,戛洒糖厂利润连年翻番。当时正值中国经济凋敝的文革时期,褚时健在戛洒糖厂的事业却风生水起,他在这一干就是16年,把一个挣扎在生死边缘的小厂,发展成玉溪地区效益最好的企业。
回忆起这段岁月,褚时健说:“不是我有什么神奇的地方、而是我善于学习、从小就这样。我一直有一种意识,那就是,人活着就要干事情,干事情就要干好。”
从厂长到“亚洲第一烟王”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褚时健的人生轨迹也被改写。而此前他在糖厂积累的经验,在日后帮他成就了“一代中国烟王”的传奇。
北京《经济观察报》报道,1979年,52岁的褚时健被调职到玉溪卷烟厂(红塔集团前身)出任厂长一职。
那时的玉溪卷烟厂,是玉溪最大的国有企业,可是却产能低下,连年亏损,更因派系斗争闻名。已经做过多年糖厂厂长的褚时健第一次有些害怕,他怕的不是生产问题,而是人的问题,那时的人习惯了大锅饭,而且文革时的派系斗争也仍在延续。
为了改变工厂现状,褚时健对玉溪卷烟厂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一心做事的褚时健便落下了霸道、贪权的非议。到了1982年时,褚时健的努力开始见到成效,工厂的发展速度上来了。
但是玉溪卷烟厂生产增速明显增长,是在1986年以后,因为这一年,玉溪卷烟厂在烟叶种植生产上下了大力气。1984年,褚时健带着厂里的技术人员来美国,足足待了一个月,几乎每天都往烟田跑,最后搞出了规范种植烟叶的“10条规定”。回到玉溪后,褚时健搞起了自己的试验田。1986年,褚时健“第一车间”的想法开始大面积推广,仅玉溪地区就搞了70万亩的烟叶种植基地,后来在红河和曲靖又建立了几十万亩的基地。
随后,玉溪卷烟厂的烟叶的种植和质量能够得到控制。这也成就了后来中国知名的香烟品牌“红塔山”。1987年,玉溪卷烟厂向国家上缴的利税为7.63亿元,较上年增长49.7%;1988年,上缴利税11.9亿元;到1989年,这个数字成了20.3亿元。
到了1993年,玉溪卷烟厂已经发展到巅峰时期,当年创利税85亿元,差不多是360个中等农业县一年财政收入的总和。当年,中国一位高层视察玉溪卷烟厂时说“老褚你开的不是卷烟厂而是印钞厂。”
那几年,玉溪卷烟厂的银行账户经常趴着100多亿元的现金。褚时健那时面临的问题不是没钱,而是怎么给钱找出路。
而在褚时健的带领下,原本惨淡经营的的玉溪卷烟厂也一举成为亚洲第一、世界排名第五的大型企业——红塔集团,成为国家税利第一大户,他本人也成为“亚洲第一烟王”。他也由此走上了人生第一个高峰。1994年,褚时健被评为全国优秀企业家,十大改革风云人物。
据媒体报道,在执掌玉溪卷烟厂的17年中,褚时健领导该厂为国家创造利税991亿元,加上红塔山的品牌价值400多亿元(其他品牌价值没有评估),为国家贡献的利税至少有1400亿元。
多年后,在《褚时健传》的新书发布会上,以“褚时健的‘粉丝’”自居的万科创始人王石曾谈到:褚时健在搞玉溪烟厂的时候在全中国是赫赫有名的,云烟(玉溪卷烟厂旗下产品)在当时价格已经超过了万宝路等洋烟的价格,当时能做到这一点,还是很扬眉吐气的。
一念之差跌落神坛
将云南小卷烟厂打造成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的烟草帝国的褚时健,人生在1995年迎来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崩塌——源于一封来自河南三门峡对褚时健的贪污举报信——1995年被人举报贪污。一代烟草大王,就此谢幕。
香港凤凰网报道,在玉溪卷烟厂登上人生第一个高峰之后,褚时健甚至一度成为中国烟草行业的“教父”。某卷烟厂请他去“传经送宝”,红地毯一直铺到厂外很远。他点石成金,大笔一挥就能让一个人成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得到他的批条(获得批发零售香烟的条子),就等于发财。各路烟商、官员和干部子弟,各尽所能,演绎出种种生动的故事。一位作家仅仅因为跟云南这一片辽阔的土地有点熟路,便有人想通过他跟褚时健搭上线。
自此,“红塔帝国”的权力全部集中到塔尖——褚时健的话被形容为“圣旨”,重要的事情,尤其是批烟,全凭他的条子和电话。他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身边人称他“老爷子”,其他人叫他“老板”。
1995年2月,一封来自河南三门峡的举报信,终结了这一神话。当时官方媒体报道,褚时健的“女儿共索要和接受3630万元人民币、100万元港币、30万美元,妻子及其他亲属共收受145.5万元人民币、8万美元、3万元港币及大量贵重物品”。
褚时健本人,后来被司法指控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主要的情节是,他把巨额公款直接划到自己的名下,其中一笔是174万美元,另一笔1156万美元。
云南省高级法院当年对褚时健案的起诉书罗列了其被捕原因:“被告人褚时健以及乔发科(时任云南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副总裁)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公款,确定刑罚必须与所犯的罪行相适应。本院认为,被告人褚时健、罗以军(褚时代的红塔集团总会计师)、乔发科利用职务之便,私分公款355.1万美元。被告人褚时健在共同犯罪中系主犯,论罪应依法判处死刑。但鉴于其有自首和重大立功表现,以及赃款全部追回,经济损失已被挽回和其他情节,依法应当减轻处罚。”
褚时健在供述中也证实了上述说法:“当时新的总裁要来接任我。我想,新的总裁来接任我之后,我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我也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交签字权。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决定私分了300多万美元,还对罗以军说,够了,这辈子都吃不完了。”
1999年1月9日,经云南省高级法院审理,褚时健被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引发“59岁现象”讨论
审判褚时健一案,在当时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曾经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厂一手打造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的烟草“帝国”,更重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国有企业的掌舵者到底该享有什么样的待遇更为关注。
根据公开数据估算,褚时健效力红塔集团的17年间获取的全部合法报酬在88万元左右。可是,就在他被判刑的两年前,昆明市副市长字国瑞接替他成为红塔集团掌门人,年薪加上奖金超过100万元。 褚时健的遭遇使他成了中国最具争议的财经人物,也成了公众心目中的悲情人物。“有些人感情上接受不了。不少人认为,褚时健……功劳太大了,过与功相比,算不了什么”。此外,褚案还引发了一个“59岁现象”,即官员“退休前捞一把”的讨论。
在经过长达4年多的调查以后,对褚时健的量刑却颇费周章,当时强调的,是“判决一定要经得住历史考验!”(主审法官语)。
最后,云南省高级法院的一份据说是十易其稿的、被称为“现代法律文书的典范”的长达8000字的判决书,宣布褚时健因巨额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检察机关指控的一笔1156万美元贪污,“疑罪从无”,未作认定。
令人唏嘘的是,褚时健命虽保住了,但女儿却永远离开了他。1995年8月15日,褚时健女儿褚映群在家中被河南有关方面带走,半个月之后妻子马静芬也因同一案件被河南相关方面收审。1996年,褚映群在狱中自杀。
凤凰卫视2016年电视栏目《我们一起走过》中,褚时健说起此事老泪纵横,“姑娘早就跟我说叫我退休,我一直想着多做点贡献,把我们厂再做大一点,我要是早一点听了姑娘的话退休,姑娘就不会有今天。”
2001年,71岁的褚时健因为严重的糖尿病,被批准保外就医,只可在有限范围内一带活动。但他没有被所有罪名与女儿的离开而击垮,褚时健仍然在寻找着东山再起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