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中国"烟草大王"褚时健去世了，但围绕着他的是非与争论并未结束。

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时，财经作家吴晓波出版了《激荡三十年》，回顾那段激荡的历史——"在一个拥有近13亿人口的大国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了，一群小人物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它在众口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业社会转轨……。"

褚时健，正是那段激荡历史的亲历者、参与者，也成为那个巨大试验场里的众多"小人物"之一，在体制的夹缝中前行，功过参半。

能人褚时健

无论何人来为褚时健立传，都会竖起大拇指，由衷地说一句他是一个"能人"。

1960年代担任社办糖厂厂长时，褚时健就初露锋芒，年盈利30多万元，却也因此在文革中遭批斗打倒。1979年复出后，51岁的褚时健有两个选择，一是到玉溪卷烟厂担任厂长，一是到塔甸煤矿担任党委书记。最终，褚时健选择了玉溪，18年间使这家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卷烟厂在中国家喻户晓。

上任伊始，褚时健就在玉溪卷烟厂推行技术改造，陆续引进了英国、日本、荷兰的两条生产线和85台制烟设备，使玉溪卷烟厂生产技术水平达到1970年代国际水准，进入中国一流烟厂行列。

其中最能体现褚时健胆略的，是1980年代末引进英国黑林斯集团卷烟设备的故事。最初，国家烟草总局将购买这批设备的指标分配给了贵州卷烟厂，国家外汇管理部门也批准了外汇指标，但面对这笔高达2,700万美元的采购计划贵州卷烟厂打了退堂鼓。

随后，指标转给了云南，第一候选者是昆明卷烟厂，但昆明卷烟厂同样没什么兴趣。当时玉溪卷烟厂资产不过7,000万约合1,859万美元，褚时健却站了出来，赌上了玉溪卷烟厂全部家当买下了这套当时最先进的可以全自动加装过滤嘴香烟的设备，成为中国卷烟厂中的独一份。

与此同时，在褚时健主导下，玉溪卷烟厂与玉溪市下属的通海县合作。由玉溪卷烟厂提供资金、化肥，包括帮助农民修建水库和水管，彻底改造烟田，条件是烟叶必须全部出售给玉溪卷烟厂。褚时健还邀请曾任美国农业部烟草研究室主任的华裔博士左天觉到通海指导烟叶种植。到1985年，通海由玉溪卷烟厂资助的烟田中，中上等烟叶比例已经达到91%，当时的与世界水准持平。

当然，褚时健的作为也引起了争议——"把烟厂的桶伸进烟草公司的井里来舀水了"。按照1983年颁布的《烟草管理条例》，烟草的收购、推广和种植是各地烟草公司的职责，不允许烟厂介入。据说，一次国家烟草总局的会议上，就有领导当场就斥责褚时健的这种做法"放肆"。

但烟农与地方政府是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的，如玉溪市泸西县前后得到玉溪卷烟厂扶持资金近两亿，玉溪市下属各县很多一跃成为经济强县，所谓的"放肆"也就"放肆"了。1987年，褚时健进而提出将烟草公司、烟草专卖局、烟厂合并为一，在云南领导默许下得到省烟草公司同意。褚时健同时兼任烟厂、烟草公司、烟草专卖局领导，一手掌握了玉溪卷烟行业的全权。此后，这套三合一体制在中国全国推行，直到褚时健入狱后才终结。

三合一的烟草行业管理体制，烟田与卷烟厂的捆绑，一流的生产设备与技术与一流的烟叶的结合，造就了玉溪卷烟厂的辉煌，"红塔山"香烟曾占据中国高档香烟市场80%以上的份额。通海烟叶生产也连续十年位居中国第一。

到1990年代中期，玉溪卷烟厂每年创造的利税达200亿元以上，占云南省财政收入的60％，稳居中国烟草业第一，并跃升为世界第五大烟草企业。在1997年，"红塔山"的无形资产为353亿元，在中国所有品牌中位居榜首，以至于当时流传着云南有三座山的说法——玉龙雪山、苍山与红塔山。

在储时健任职的17年间，红塔集团累计纳税800亿元。一位中央领导在视察该企业时说："这不是卷烟厂，这简直就是印钞厂。"褚时健本人也诸多荣誉加身，云南省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优秀企业家、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等等不胜枚举。

与此同时，面对着玉溪卷烟厂银行账户上不断增加的存款，褚时健也有了"幸福的烦恼"，资本只有流动起来才会产生价值，他决定为这些钱找一条出路。最初，褚时健决定投资搞汽车，但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并不支持，而是建议褚时健投资交通、能源等领域。

此后，玉溪卷烟厂投资了澜沧江大型梯级水电站、昆明至玉溪高速等项目，参股了云南白药、昆明制药等企业，组建了红塔集团，涉及造纸、能源、交通、金融等诸多领域。

在褚时健执掌玉溪卷烟厂的最后一年，他还雄心勃勃地提出，以玉溪卷烟厂与昆明卷烟厂为核心，将云南省境内所有卷烟厂整合为两大烟草集团，但并未如愿。反而是玉溪卷烟厂及红塔集团被划入新成立的玉溪红塔烟草集团，即今云南红塔集团。

1996年1月，68岁的褚时健不再担任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总裁，仅保留董事长职务，退居二线。同年12月，褚时健被查。在褚时健入狱后，其整合云南烟草行业的计划逐步实现，即隶属于云南中烟的红塔集团、红云红河集团。

褚时健的条子

褚时健担任玉溪卷烟厂厂长的17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与经济转型的17年，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价格双轨到全面放开，中国的企业与企业家们面临着种种冲击与诱惑。专卖与暴利并存的烟草行业尤甚。

玉溪卷烟厂的快速发展，除了褚时健本人的能干，也与1980年代后期中国价格改革的红利分不开。1988年7月，中国政府决定放开13种名牌香烟的价格，由计划管控转向市场调节。在这13种名牌香烟中，云南占9种，褚时健的玉溪卷烟厂争取到了4种——"红塔山"、"阿诗玛"、"玉溪"、"恭贺新禧"。

在1988年7月28日价格放开当天，红塔山的每包售价就从1.3元涨到3.9元，次日又涨到5元。在涨价的助推下，当年玉溪卷烟厂就跻身中国上缴利税最多的十家企业行列，位列第五。

1990年代初，鉴于红塔山香烟的供不应求，各种原材料又匮乏，烟草管理部门又赋予玉溪卷烟厂生产销售"浮价烟"的特权。所谓"浮价烟"，即是在烟草管理部门下达的生产计划之外生产的香烟，由卷烟厂自主销售，所得用于交换原材料，以及水泥、钢铁等生产资料。

销售浮价烟时，除了国家规定的价格外，购买者还需要向玉溪卷烟厂支付一笔额外费用即浮价，这也是浮价烟名称的由来。虽然浮价烟相比计划内贵一些，但以当时红塔山4.6元每盒的出厂价计算，就算加上浮价相比市场价的10元以上每盒仍便宜很多。

因而，在那个年代谁能从玉溪卷烟厂搞到浮价烟指标，无论是倒卖指标还是倒卖香烟都是暴利。"玉溪卷烟厂门口的一条街，围满了等待提烟的人和倒卖提烟指标的人。谁能批到红塔山，谁就发财"，当时常驻玉溪市区倒卖指标的和香烟的人就有6万。褚时健1993年到广州开会，就有50多辆高级轿车前往机场迎接，为了不得罪人褚时健上了当地烟草局的车。

最为夸张的是，福建平潭县政府和烟草专卖局没收假红塔山后销售被玉溪卷烟厂发现，提出的条件却是要求玉溪卷烟卷烟厂给他们5,000件红塔山的批文。为此，平潭县及福州市烟草公司老总专程赶往玉溪落实，在褚时健答应后，"两个人热泪盈眶，跪在褚时健面前"。

而据曾长期担任玉溪卷烟厂法律顾问，后又担任褚时健辩护律师，时任云南省司法厅律师处副处长的马军回忆，当时找褚时健签字拿烟的还有不少中央领导的孩子，褚时健对他们说："娃娃，你们的父亲都是当的高级干部，这样做会给你们的父亲增加麻烦，你们要是缺烟抽，从这里拿些白皮烟去抽吧。"

也有人走门路走到了马军那儿，"有些拿着省政府的介绍信来找说：'你只要帮我拿到1,000件的批文，我现场就给你100万元的回扣。'"实际上，就算复出了100万的回扣，浮价烟的利润仍在100万以上。但被军人家庭出身的马军拒绝，他的父亲是随刘邓大军南下的干部，曾任云南省军区后勤部部长。

作为玉溪卷烟厂厂长的褚时健，一时炙手可热，领着微薄的工资，享受"褚厂长"的荣耀。"据传，当时褚时健随便去哪个省，书记、省长都要见。他每次到北京更不敢提前告知。"由此，褚时健结交了很多人，恐怕也得罪了很多人。很多人对褚时健感激涕零，赚取了人生第一桶金，也有人对他恨之入骨。

据马军律师披露，在褚时健被查后，就有一个国外烟草行业总会负责人给他打电话，主动提出为褚时健案向马军支付500万律师费，"因为他接受了红塔集团外销烟的分成、包装等很多业务，使他们烟草企业有了长足的发展，赚了很多钱"。但马军拒绝了，坚持一分钱不收为褚时健辩护，"我为褚时健辩护是代表云南人民为他辩护，不是我个人为他辩护"。

从死刑到无期

关于褚时健的被查，有种种说法。据2014年出版的《褚时健：影响企业家的企业家》一书披露，1994年中纪委在调查时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刘正威夫人、贵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阎建宏贪污受贿案时，涉及到5万件红塔山香烟被阎建宏倒卖牟利。以一件50条，每条零售价200元计算，仅此一项案值就达5亿元。

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特地对阎建宏案做出批示，"要重点查处领导干部及其子女以烟谋私的问题"。随后，由一位中纪委副书记带队前往云南，就玉溪卷烟厂的相关问题作进一步调查。1994年，阎建宏以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罪判处死刑，对玉溪卷烟厂的调查结果未见披露。但据马军多年后披露，在褚时健案的背后"隐藏着大量'包括高级干部及其子女以烟牟利'等至今无法公开的秘密"，这样看来褚时健的被查与这次调查并非全无关系。

而据中共党媒《人民日报》1998年12月6日第三版《"烟草大王"的人生悲剧——褚时健严重经济违法违纪案件警示录》披露，褚时健落马始于1995年2月河南省三门峡市给中纪委寄去的一份匿名举报信，举报三门峡市烟草分公司某人勾结洛阳水泥厂驻洛办事处临时工林政志，通过向褚时健行贿从玉溪卷烟厂购进卷烟8,167件，获利818万元。

随后，中纪委派调查组前往河南调查，发现所谓举报只不过是三门峡烟草公司内部分赃不均后的内讧，却由此牵出林政志向褚时健的妻子马静芬、妻妹马静芳、妻弟马建华等人行贿的事实。从1995年7月至1996年3月间，马静芳、马静芬、马建华及褚时健的女儿褚映群、外甥喻斌先后被捕，褚映群于1995年12月在看守所自杀。马静芬也承认，"我的钱都是到玉溪烟厂搞烟的人送的。"

与此同时，调查人员还发现了褚时健在玉溪卷烟厂设立的"小金库"。所谓的"小金库"，实际上是玉溪卷烟厂销售浮价烟的"浮价"，日积月累规模达到了15亿，玉溪卷烟厂的很多支出，如中央电视台的广告费、赞助烟农的花费、赞助社会活动等等都来自"小金库"。当然，作为"小金库"，褚时健本人拥有不受任何监督的支配权，也为后来的私分300多万美元埋下了伏笔。

随着调查的进行，1996年12月28日，褚时健于云南河口出境时被截获。在很多人看来，褚时健是要外逃，马军解释称，褚时健是参加厂里举行的短期旅行。此前，国家烟草局曾安排褚时健前往欧洲考察，就是马军劝说下作罢，"如果被人误解为企图外逃，就说不清楚了。"

1997年1月，褚时健被正式立案，7月被批捕。被捕后褚时健交待了伙同他人从"小金库"中私分300多万美元的事实，褚时健分得170多万美元。经查实，"为他人批烟谋利，其女儿索要和接受3,630万元人民币、100万元港币、30万美元，妻子及其他亲属共收受140多万元人民币、8万美元、3万元港币和大量贵重物品。"

据辩护律师马军回忆，褚时健案发后，"按照当时中央一些领导的意见，褚时健因为涉案金额巨大，应该被判死刑，立即执行。"而从法律上讲，"其行为均已构成贪污罪，且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褚时健在共同犯罪中起决定、组织的作用，系主犯，应对组织、参与的全部犯罪负责，论罪应依法判处死刑。"

"在为褚时健进行法庭辩护之前，云南省委主要领导亲自约见了我，鼓励我充分尊重、运用法律为其进行辩护，关心、惋惜之情自不必多言。"然而，在审判前夕，云南省委书记约见马军时，已经要求他做有罪辩护，但也答应马军将辩护词讲完——一份接近两个小时的辩护词。同一时期约见的中纪委领导，则明确要求马军认清形势，"反腐倡廉是目前的主旋律，我希望你能认清楚这个局势。"时任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孙小虹，是马军的发小，在庭审前也曾与马军谈话，但马军并未公开谈话内容，只是称谈的是与案情有关的事。

由于褚时健案关注度极高，在对褚时健量刑时，云南省高院也颇费周章，十易其稿，写出了一份长达8,000字的判决书。"鉴于其有自首和重大立功表现，以及赃款全部追回，经济损失已被挽回和其他情节，依法应当减轻处罚"，检察院指控的一笔1,156万美元贪污也因"疑罪从无"，未被认定。最终，云南省高院以贪污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褚时健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褚时健入狱后，妻子马静芬被释放。

事后，红塔集团不再聘请马军担任法律顾问，结束了自1984年以来玉溪卷烟厂、红塔集团法律顾问生涯。1999年初，在"省高级法院正直的干部群众"的举报下，云南省高院院长、当时中国最年轻的省高院院长孙小虹被中纪委查处，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其父与马军父亲同为中共南下干部，曾任云南省委副书记、省人大党组书记。

而据褚时健事后对身边人披露，被捕后曾有人"以减刑为交换条件"，让褚时健检举其他人，被褚时健拒绝。"你们不减就算了，我不能无中生有。"

争议褚时健

2001年，褚时健由无期徒刑减刑为17年有期徒刑，同年因身体原因保外就医。2003年，因保外就医期间有"重大立功表现"，再次获得减刑。2004年褚时健获得假释，2008年减刑至12年，2011年刑满释放。从1997年被捕到2001年保外就医，褚时健前后在被关押了近4年。

保外就医期间，不服输的褚时健2002年承包了哀牢山2,500亩荒地开始种植冰糖橙，后冠以"褚橙"之名。褚橙上市后，在褚时健的光环与媒体的热炒下，迅速走红，被称为"云南最好吃的橙子"、"中国最励志的橙子"。与之相伴，围绕找褚时健的争议再起，直至褚时健去世仍未停歇。

实际上，今天关于褚时健的争议，早在褚时健案庭审时就出现了，其核心在于褚时健的贡献与收入的不匹配。马军在为褚时健辩护时，也曾以此为突破口，提出"国有体制分配的不公"——玉溪卷烟厂17年利税总额800亿，加上红塔山的品牌价值352亿，可是褚时健17年总收入为80万，连十万分之一都不算，"这种分配除了在中国没有第二家"。

褚时健在审讯时也称，之所以私分300多万美元视为了退休后打算。"1995年7月份，新的总裁要来接任我，但没有明确谁来接替。我想，新总裁接任之后，我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我也辛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交签字权，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决定私分了300多万美元，还对身边的人说，够了！这辈子都吃不完了。"

而就在褚时健入狱后，接替褚时健执掌红塔集团的昆明市副市长字国瑞，年薪加上奖金合法收入已经超过100万。由此，褚时健成为了一位"悲剧英雄"。

然而，从法律上来看，褚时健确实犯了罪，证据确凿。在审判时，检察院也承认褚时健的历史贡献，"被告人的历史表现反映出的主观方面的情节，可在量刑时酌情考虑。"基于这些种种原因，褚时健并未被判处死刑，而就在褚时健被判刑两个月后，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被核准死刑立即执行，其涉案金额仅为褚时健的一半。褚时健的妻子也在褚时健案宣判前被释放，并未追究法律责任。

正如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中所说，褚时健"是当时时代的一个投影"，倒在了体制改革前夜，成为体制改革的垫脚石与祭品。与之类似，王石在万科曾有机会管理层收购，但他先后4次予以拒绝，因为可能存在"政治层面"的风向；"郎顾之争"中的顾雏军，大举参与国企改革，被郎咸平扣上"席卷国家财富"、"国退民进"的帽子，锒铛入狱；华为的任正非也曾因向员工集资，被举报非法集资入狱，在高层发话后才幸免。

从大的层面来说，褚时健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这就是"改革"的代价，犯罪依然受到敬仰。从小的层面来说，也是权力腐败的悲剧，在女儿自杀后，褚时健独自一人坐在椅子上，褚时健一遍又一遍地自责："是我害死了女儿啊！如果我听了她的话，早点退休，也就不会有女儿的今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