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起实施的《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修正案，将室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等领域划为吸烟“禁区”，被称为“史上最严”地方性控烟条例。一年来，成绩亮眼。上海各类场所吸烟发生率下降了8.8%，违规吸烟行为被劝阻的比例提高至46.6%，超9成市民赞成“室内禁烟”。但数据表明，休闲娱乐场所、餐饮场所依旧是违规吸烟重灾区，机场、客运站的吸烟发生率也呈现“回潮”。有业内人士表示，上海这一年的控烟成绩有示范意义，但综观全国，控烟仍需“全国性控烟条例指导地方立法”。

　　2017年03月06日，上海市黄浦江两岸摩天大楼巨型电子屏纷纷亮出“无烟上海”等标语。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一个月的时间就感受了（室内）禁烟的大势所趋。”上海资深烟民田林感慨。

　　在上海全市室内场所禁烟实施的第一个月，他分别在工作单位、家中和社区内吸烟被劝阻，还险些领到了罚单。“如今在上海，抽烟并不是一件随心所欲的事情。”

　　2017年3月，《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修正案（以下简称‘控烟修正案’）正式实施，这部被称为“史上最严”的地方性控烟条例，将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等领域划为吸烟“禁区”。空间被压缩后，和田林一样，大部分的烟民在经历不适、抗拒之后，选择了接受与自我改变。

　　而在烟民之外，支持控烟的人士则更关注，有上海、北京等城市经验在前，全国性的室内禁烟还有多远？

　　控烟之战

　　2010年，上海推出省级地方性控烟条例，宣布在学校、医院、公共交通工具等至少十三类场所禁烟，并规定娱乐、餐饮、旅馆等场所可划定吸烟区，其余区域禁止吸烟。2017年3月1日，经由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修正案正式实施。

　　而在2017年3月开始施行的修正案，在2010版的基础上，将禁烟区域扩充至全部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还在至少6类室外区域禁止吸烟。其中，修正案还将火车站、机场等区域的公共吸烟室予以取缔。

　　在控烟业内看来，这部法规的修订既回应了“室内百分百无烟”的呼吁，还将社会共治的理念引入。因此，修正后的条例一度被媒体冠以“史上最严”。

　　“原条例在6年的实施过程中已经有了丰富的执法经验，室内无烟的共识也有了较强的民意基础。因此，对条例进行修订时机较为成熟。”上海市卫生计生委健康促进处处长唐琼向界面新闻阐述条例修订背景。其中既有法律自我完善的考量，也离不开公众健康的刚需。

　　据上海市卫计委2017年披露的一组数据显示：九成以上上海人因慢性病死亡，吸烟为主要致病因素之一。吸烟率降低30%　，可望减少死亡人口32.6万。

　　烟民自然是修正案实施后被深刻影响的群体。

　　作为静安区某企业的设计师，十多年来，繁重的工作压力让他无法戒断烟瘾。新条例实施后，“并不相信监管会能覆盖到说2400万人口的边边角角。”田林说。

　　2017年2月底，大楼物业告知他们楼内禁烟的规定，并宣布关闭楼内的公共吸烟室。在多次无视禁烟规定后，他与物业工作人员有了入职以来的第一次冲突。回忆冲突的缘由，他说几次抽烟被他们劝阻之后，保安找到了部门领导去投诉，田林觉得是小题大做，因此有些急躁，“因为不能抽烟了，心里多少会有些火气。”物业方面则解释说：“如果未尽劝阻义务，物业方面可能会被罚数万元，如果要抽可以去楼下室外吸烟点”。

　　除了在办公室内碰了壁，数年如故在家抽烟的行为也突然遭到家人的反对。3月中旬，就读小学4年级的女儿捧回了一个彩泥制作的禁烟标志。女儿告诉他，这是学校老师要求学生向家长宣传禁烟的作业。此外，学校还要求女儿和家长一起学习禁烟条例。经过“小手牵大手”的宣传，田林只能投降，转战楼道解烟瘾。但他丢弃楼道窗台的烟蒂被社区志愿者发现，举报到了居委会。随后，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找上门，送来了口头警告以及控烟的宣传资料，“若再犯，将处以五十元以上两百元以下的罚款”。

　　这并非是田林一个人的境遇。

　　“上海禁烟是集中执法与日常监管相结合，持之以恒地宣传教育与社会共治相结合。”唐琼告诉界面新闻记者。

　　据上海市卫计委披露，控烟修正案实施一年内，上海市共计张贴150万份禁烟标识及320万份“控烟劝导三步法”公益海报。禁烟公益广告登陆全市重要区域30个地铁站、商业街区267处户外大屏、所有火车站和长途客运站、6万辆出租车。执法方面，2017年，上海全市共检查各类场所24万户（次），处罚场所1133户（次）、处罚金额258.9万元；处罚个人415名，处罚金额3.16万元。

　　上海市健康促进委员会强调，“这一处罚金额从数据上与《条例》修订前2010至2016年七年累计数基本持平。”

　　戒烟门诊人数翻番

　　控烟修正案实施后，连锁反应首先表现为戒烟人数增加。

　　自2017年3月起，每周三下午1：30到4点这段时间，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呼吸内科主治医师周剑平都会异常忙碌。作为华东地区年接诊量最大的戒烟门诊，每到周三，这个位于门诊大楼5楼的戒烟门诊室内的患者都会排起长龙。2个半小时内，至少40例有戒烟需求的患者向周剑平求医，希望与香烟作“了断”。

　　2017年，经他接待的戒烟患者共有1500余例。对比去年接诊的800余例，该门诊问诊量在一年时间内实现翻番。

　　周剑平总结了两个原因：“条例落实后，公共领域原本可供吸烟的空间被取缔，抽烟不再是一件随时随地随心所欲的事情；同时，禁烟条例在全社会营造了一种‘吸烟可耻’的舆论氛围，吸烟更顾忌周围人的看法，求诊者中不乏一些公众人物。”

　　周剑平说，烟瘾戒断难度不亚于法律定义下的毒品。不仅因为香烟的成瘾是经年累月的积累，还在于尼古丁等有害物质积蓄在患者体内，给患者造成戒断期间的不适。“脾气暴躁不安、头晕、困倦、注意力不集中等症状也相应了增加了患者的戒烟难度。”他说：“也有不少情况，是在戒断期间，家属忍受不了患者的情绪波动，主动递来香烟要求复吸。但好在随着诊疗手段多元化，药物介入对于戒断反应的减轻效果明显，让戒断成功率保持在90%以上。”

　　在戒与吸的纠缠中，一位衣着光鲜、事业有成的女患者让他印象深刻。在询问戒烟缘由时，女患者掏出一份香烟摆在他的桌子上说：“我事业成功、家庭和睦。但是我这辈子唯一没做成功的就是戒烟，吸烟这件事情让我女儿瞧不起。”

　　根据诊疗程序，周剑平依据她的成瘾系数及尼古丁、血液中的尼古丁残留、一氧化碳含量等指数，为其制定了个性化的戒断方案。

　　周剑平说，“个体戒烟的成功与否，是与家人以及社会的共同努力息息相关”。在未来，周剑平谋划，结合本职工作主动参与到社会的禁烟事业中去，与专业的控烟工作者一起，走进社区，以群体为单位普及禁烟知识。

　　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向界面新闻披露，目前，上海全市共有79家“戒烟门诊”，分布位置覆盖中心城区，并向远郊医院拓展。除了对戒烟门诊的日常运转和自身软硬件建设之外，上海还同步开展戒烟门诊的院内和院外宣传、院内转诊、社区转诊和12320戒烟热线转诊等资源建设。其中，12320戒烟热线自2006年开通以来，该热线累计接听市民来电300余万次，其中人工接听200余万次，发送健康提示短信1500余万条，回复市民短信提问7000多条，组织在线访谈280多次，组织微访谈140余次，发送微博1万多条，发送微信2800多条，添加知识库250余万字。

　　电子烟监管空白待解

街头使用电子烟的市民。摄影：杨舒鸿吉

　　一部分人选择戒断，另外一部分烟民则开始寻找游离于监管之外的替代品。

　　职业摄影师易伟手持一款形似充电宝的电子烟，这是他以1200元的价格在日本旅游时购买的。这款“网红电子烟”在使用方法上和以往的加热烟油不同，使用的是烟弹，不燃烧即可吸食。“（介绍说）没有二手烟的困扰，对健康的损害也没卷烟那么强。”他说。

　　同样热捧这款电子烟的日本代购商温雯，在朋友圈的广告中，将其描述为“上海禁烟令实施后的广大烟友的福音，不仅室内可用，还将成为香烟的发展趋势”。和其他微商一样，在2017年9月份，她开始在朋友圈内推荐这款商品，一度月销百余件。

　　和温雯一样，在控烟条例修正案颁布后，押宝电子烟生意的还有31岁青年肖宇。他在南京西路经营着一家面积不大的电子烟体验馆。他告诉界面新闻记者，从2016年年底上海将实行室内全面禁烟的消息传出后，来店里咨询的客人便明显多了起来。有不少顾客明确表示是因为禁烟新规而特地“慕名而来”。禁烟令颁布初期，销售量比之前好了约三成。”　因为生意好，当时上海全市电子烟实体店从50多家猛增至了高峰时的150家。

　　但电子烟销售红火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政府监管。去年5月份，全国多地烟草专卖局陆续向零售终端下发“关于禁止销售进口新型卷烟的告知书”，指出此类产品通过非法渠道流入国内市场，极大地扰乱了卷烟市场经营秩序。2018年2月，上海警方宣布破获首例非法经营加热不燃烧卷烟案，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将整治矛头指向这款产品。

　　上海警方解释称，加热不燃烧卷烟案中，警方查获的烟弹在未取得烟草许可证件的前提下进行销售，属于非法经营。

　　几乎是在同时，电子烟的不断上升的热度也引起上海本地媒体及专家关注。随后，他们呼吁将电子烟纳入禁烟条例监管行列。在不断要求监管的呼声中，上海电子烟体验馆的业态经历了过山车。数月时间内，网络平台能查询到的电子烟体验馆总量已经萎缩至40家不到。

　　肖宇说，正是打着禁烟的擦边球，电子烟体验馆招揽了人气，吸引公众尝鲜。但是随着新鲜劲儿消失，体验馆的生意也就下降，勉强以桌游吧的形式维持开支。“未来政策会不会禁止电子烟，关系到体验馆的生死，这是悬在体验馆头顶的达摩克斯之剑”，他表示。

　　复旦大学健康传播研究所控烟研究中心主任郑频频向界面新闻记者表示，“上海的禁烟条例中明确规定其监管对象是烟草制品，但未明确提及电子烟身份合法与否。但《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中，将‘烟草制品’定义为全部或部分由烟叶作为原材料生产的供抽吸、吸吮、咀嚼或鼻吸的制品。对照此标准，电子烟无论是从吸食方式，还是对其成分中是否含有尼古丁、丙二醇的判定，都完全符合烟草制品的特征，因此也应纳入监管范围之内。”

　　她担忧的是，电子烟因其时尚的包装正在青年人群中扩散，对该群体有潜在的健康风险。“建议人大部门通过解释性文件明确电子烟的被监管地位。”

　　控烟人士：全国室内控烟还需上位法

　　宣传与执法的“双管齐下”，上海室内控烟一年成绩单亮眼。据上海市卫计委披露，2017年，上海各类场所吸烟发生率显著下降，由实施前的25.1%下降为16.3%，下降了8.8%。场所无烟环境进一步改善，禁烟场所对违规吸烟行为劝阻的比例提高至46.6%，设置烟具的比例下降至6.7%，“无烟蒂”场所比例上升至88.1%，超过9成市民赞成“室内禁烟”。

　　不过，上海市健康委员会促进办公室也坦言，法定禁烟场所监测显示，休闲娱乐场所、餐饮场所与《条例》修正案实施前一样，依然是违规吸烟发生的重灾区，其吸烟发生率高达全市平均值的两倍、也远高于其它公共场所。而新纳入监测范围的工作场所如楼宇、生产型企业吸烟发生率都高于平均值，且在经历了《条例》修正案生效实施初期的下降后均反弹至20%左右。此外，公共交通工具、机场、客运站的吸烟发生率也相对较高，特别是机场、客运站的吸烟发生率在年末监测时呈现“回潮”。同时，由于监管执法的范围扩大为所有室内场所，相应的执法力量配备却并未增加。

　　对此，上海市健康委员会促进办公室在2017年《上海市公共场所控烟状况》白皮书中提到：“有必要将有限的执法资源投入到控烟重点难点领域，并以法律的严格制约力来推动控烟‘重灾区’场所切实降低吸烟发生率。对于典型场所，应当‘杀一儆百’‘以儆效尤’，有利于扩大法律威慑效应。对于门户型场所如机场、铁路等更应严守关卡、防微杜渐，并辅以必要的宣传警示手段，强化城市‘窗口’的控烟宣传效应。”

　　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公益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李恩泽向界面新闻表示，“上海在城市控烟方面的努力及成绩值得点赞。条例在社会共治、多元治理方面还有创新突破，在全国范围内也有较强的示范意义。”他指出，“控烟应该等同于查禁酒驾、治理雾霾，都是需要治理的决心和法律法规的完善。目前，全国18个无烟城市中，已有16座城市对吸烟行为有罚则，但是仅有北京，上海，深圳，西宁等执行情况较好。部分地方立法对于吸烟行为的处罚还有些‘暧昧’，究其原因，在于没有全国性的控烟条例来指导地方立法。”

　　他向界面新闻透露，国家卫生计生委的重点立法项目《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早在2014年10月底形成草案送审稿上报国务院，至今未通过立法。同时，预计将送入全国人大一审的《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草案》也未对全面禁烟做出规范。“公众迫切希望得到答案。　国内室内控烟需要一部上位法来彰显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