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封建保守的统治阶级思想上发生了变化，一部分人开始认识到外国的“利器”对中国“自强”“求富”的重要性，于是纷纷筹办所谓“洋务”。在洋务筹议中，有一个人喊出了征收烟草税的主张，这个人便是马建忠。

　　马建忠字眉叔，1845年生于江苏丹徒（镇江）一个天主教徒家庭，自幼受到西学的熏陶，稍长入上海依纳爵公学学习。1876年，为探求中外“得失之故”，马建忠毅然抛弃科举，赴法国留学。在法期间，他学习了英、法、希腊等国文学，而且还探求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科技知识，还曾被驻法公使郭蒿焘聘为翻译。1879年获博士学位归国，在天津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幕府。

　　当时，李鸿章正在兴办一系列“洋务”事业。而专究西学的马建忠便成了李鸿章办理洋务的得力助手。1881年，受李鸿章差遣赴印度同英国人谈判鸦办专售事宜。在谈判中，马建忠提出“鸦片流毒，中外腾谤，当寓禁于征，不可专重税收”。他的观点赢得英国人的同情，“虽未遽许”，但英人“皆称其公”。1882年，朝鲜发生政变，清廷派马建忠、丁汝昌、吴长庆等带兵前去助朝鲜“平乱”，事后归国。1884年，李鸿章委派他为招商局总办。1899年，著《马氏文通》，这是我国第一部较全面系统的文法专著。1900年病故。

　　马建忠身处“中兴大臣”的官僚幕府，长期奔走域外，时有论说记述“欲上下中外之古今”“究其兴衰之所以”，并结集为《适可斋纪言纪行》。他在《上李相伯覆议何学士奏设水师书》中，谈到建水师筹款的第二项建议时说：“水烟、早烟饥不可粟，寒不可衣，前明本在例禁;近日吸者，不论男女，十有六七。统计天下户口，扯计大县不下百万，中小者约五六十万。今年至少科计，每县吸食以十万人计，每人日捐钱半文，一县得钱五十千，一年得钱一万八千串;通各直省一千三百余州县，计一年约可得钱二千万余串。惟抽之于吸烟之人，未免苦其繁杂，若就地抽征之法以税出烟之地。各省罂粟概以此例，则岁可盈银至少亦二千余万。西国重征烟而不征食盐，盖食盐为贫富所用，故弛其禁，若水旱烟非日用所需，故征析秋毫。査英国岁收烟税二千余万，法国近四千余万，其它各国，少亦至数百万，此事之可为者二也。”马建忠的主张虽不成熟，但却谈出烟税对于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性，并援引英、法等国之例，显示了他雄厚的西学知识。他知道这些建议不会为清廷采纳，故在文章最后说，其建议“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洋烟、洋酒初入中国，把持在洋人手里的海关皆免征税，而对中国的出口大宗产品丝茶之税予以重征。对此，1890年，马建忠在《富民说》中言：“吕宋烟、葡萄酒等货，外洋征税甚重，有值百抽百者;而通商税则皆以为洋人自用之物，概皆免征。修约则可重征其税，而减轻出口税之数亦可因以取偿矣。倘使总署王大臣(王文昭)坚持其议，各国必能就范。”又一次强调征收烟草税的重要性。

　　总之，马建忠作为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其征收烟草税的主张，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并为清末民初筹办烟草专卖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