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份“清国赴东考察实业团欢迎纪念”实业须知图册，这里的“东”即是日本，邀请方是神户商业会议所。图册长38.5cm，宽26cm。此图册是辛亥革命前夕，日清两国为了促进工商业交往，日方向中方同行发出的参观邀请，并为此做了大量准备。编辑此册即是准备内容之一，系宣传推介兼具纪念意义的豪华巨型写真册。而参观的企业，便有“东亚烟草株式会社”这样的烟草生产企业。

日本商业会所为何要向中国工商业发出参观邀请呢？原因是这样的。1910年7月，日本访华参观团团长近藤廉平结束了近五十天的访华考察，回国后举行解团仪式。近藤廉平向参加仪式的各方代表汇报访华情形，其中谈到参观中国博览会（南洋劝业会）的感受，肯定了教育馆的展品，并提到“暨南馆中展出的南洋群岛的产品，是住在该群岛的中国人所作，颇为壮观，中国的势力及于南洋群岛是明确的事实”。

此次访华团自1910年5月5日从马关出发，6月24日在上海结束所有行程，先后到沈阳、旅顺、大连、北京、天津等地，又南下到武汉、南京、上海、苏州、杭州。从北到南，近藤廉平一行受到上至官方督抚大臣、下至民间商会团体的热情接待，在北京，军机大臣那桐等大臣设宴款待；在苏州，江苏巡抚在盛宣怀的别墅留园热情招待。第二年日本商界邀请北京、天津、汉口、南京、苏州、上海、杭州、广东八处实业家于3月初回访，中国驻日大使汪大燮致电外务部，转达日方的盛情，表示既然对方邀请，中方不便推辞，但要“精选知大体者，每处一两人，以增我商界体面”。中国人注重脸面之事在此也表现得明明白白。

1911年4月13日、14日、16日，北京商会、上海商会、湖南商会、杭州商会、苏州商会和汉口商会在上海连续召开三次会议，讨论赴日本考察实业团相关事宜，达成统一意见，首先推迟出访时间，定于八月中旬在上海集中，九月初出发，除日方邀请的八大商会外增加湖南商会，还民主推选上海商会议董沈敦和为团长，北京商会赵研农为副团长；其次决定在上海设立赴东考察实业团事务所，编辑印刷宣传品和筹备出访事宜；再次确定赠送日方礼品分两个档次，名胜风景图册和新建筑摄影图册作为普通礼品赠送商界同道等友人，送给日本天皇的则为康熙年间磁器和古画各一件。最后要求出访人员统一着装，“戴呢边大帽，穿对襟天青马褂、青色或灰色一裹圆袍，薄底靴”。会议结束的当天，刊登“赴东考察实业团事务所公启”，要求各商会将所在地涉及商业、工业和教育界的新建筑照片及其历史寄给事务所，以便编辑图册；要求每个团员提供“穿天青方褂，六寸半身”的照片，并附上个人的姓氏、籍贯及光荣历史，以便编著实业家小传。同时要求各地商会填报土货生产出口和商场物品营销等情况。苏州商会所派苏绍柄，就是烟草业的代表，其在苏州商界颇有威望。

日本方面十分重视“清国赴东考察实业团”，同意中方延期的要求。1911年5月，近藤廉平联合东京、横滨、名古屋、京都、大坂、神户及长崎等七家商业团体，发出正式邀请函，表示由他们负担中国客人在日本的火车票、住宿费、车马费等各种费用，并希望能招待五十位客人。考虑到原来中国只派出十余人参加，与对方要求的五十人访问团差距太大，因此农工商部要求各省督抚和参团商会“至少须选定两三人”，但必须选择富有商业经验的人。这样，苏州商会增加熟悉纱缎业的吴菊生参加考察。1911年9月29日，上海商会发布启程日期公告，要求大家于阴历八月二十在上海集合，九月初三乘坐日本邮船会社的“春日丸”东渡，除此之外还要求每位团员准备三四百金，以备不时之需。

眼看筹备了大半年的赴东考察就要成行，不料风云突变，武汉告急，辛亥革命的爆发打乱了他们的计划，已到上海集中的考察团成员经过紧急磋商，决定留在上海调查工商业，观察十天半月后再定行程。档案到这里就戛然而止，中国的商人们到底何时出访，成了个谜团。

一封1913年4月28日上海总商会写给苏州商会的书信揭开了一半谜底。上海商会在信中说明推迟的原因：“中华民国成立年余，尚未得各国正式承认，众商赴东，虽以商人之资格，然国家体面亦应顾及”，因此一面要求各参团商会积极准备，一面表示要等各国承认中华民国后再确定赴日本考察时间。赴东实业考察团最后是否成行，依旧没有答案。但不管结果如何，清末民初的中国商人们正渐渐觉醒，意识到跨出国门学习、考察他人经验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师夷长技以制夷”，当时的中国工商业主张中体西用，开始了旨在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1915年6月1日，北洋政府正是因为学习了西方及日本的烟草生产管理，才开中国烟草专卖之先河，并颁布《全国烟酒公卖暂行简章》，特设全国烟酒公卖总局，实行烟酒公卖体制，这也是中国烟草史上第一次烟草专卖，在建立新的烟草税收秩序、加强烟草经营机构的管理和烟草商品价格的控制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之后，民族卷烟工业在学习、借鉴英美烟草公司、东亚烟草株式会社等过程中，都获得了很多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