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7世纪直到至少19世纪末，许多各个社会阶层的中国女性都和男性一样消费烟草。诚然，消费的场所有性别差异：中国男性可以在公共场所吸烟，但行为端庄的女性通常在公众视野之外的场所私下吸烟。清代女性烟草消费的历史和文学表达通常是农妇使用粗制的烟袋，或者上流主妇享用更加高雅和精致的水烟。此类表达极为常见，以致不存在任何其他解释。在1900年以前，中国女性无论体面与否都吸烟。

　　而在20世纪，许多女性都不再吸烟。或者更确切地说，首先由于开始吸烟的女性越来越少，吸烟在女性中逐渐销声匿迹。1949年，女性吸烟就已经式微。1950年以后，开始吸烟的年轻女性的数量持续减少：在1940年以前出生的所有城市女性中，25岁之前开始吸烟的比例为10%，而在1950年至1964年之间出生的城市女性中，这一比例仅为1%。在1940年以前出生的农村女性中，仅有49%在25岁之前开始吸烟，在1950年至1964年之间出生的农村女性中，这一比例仅为2%。而更年轻女性特别是出生于1965年之后的女性，则完全不吸卷烟。至1996年，吸烟女性的比例还不及所有女性的3%。从一个许多女性吸食烟草的社会到一个没有女性吸烟的社会，相比于同一时期英国和美国的吸烟性别模式，这种行为的转变尤其引人关注。在这些国家，18世纪对于女性而言可以接受的吸烟（或者嗅鼻烟）行为，工业革命时期在中上层女性中被污名化，而且直到维多利亚和爱德华七世时期依然如此。一些19世纪的英美女性继续在私下吸烟。但只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当卷烟消费象征英美女性在20世纪早期获得迁徒、接受教育和选择职业等新的自由权利时，在公共场合消费卷烟才重新出现。尽管在1914年以前，一些大胆的女性不顾社会传统开始公然吸卷烟，但只有到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这种行为在英国和美国才再次变得足够正当，使大量女性可以公开吸烟。

　　20世纪初的几十年里，中国的都市女性同样试图抓住新的机遇。正如《劳作的女人》作者程为坤所言，这个时代的女性正在“公之于世”，她们进入新式女校、加入萌芽时期的产业工人、在茶馆和剧院休闲娛乐，甚至到国外旅行。受过教育的女性更多地参与了新政时期（1900～1911年）引人注目的政治运动和社会改革活动。农村女性进入城市在新的工厂里工作，而女性小贩在公共道路上自由往来。对一些大胆的“新女性”而言，公开吸卷烟成为年轻叛逆和个人解放的标志，与在西方的情况一样。对其他人而言，在家里安静地吸卷烟只是个人品味的问题。然而，儒家的社会规范依然要求“好”女孩待在视线以外。

　　因此，在1911年至1912年的辛亥革命以前，大部分吸卷烟的正派女性依然隐藏在视线之外。清王朝的覆灭和儒教权威的持续丧失为设定社会秩序提供了基础，这使中国女性在城市的街道上和中国都市蓬勃发展的印刷文化中更加引人注目。1912年初中华民国的建立为女性进入公共生活赋予了正当性。事实上，从理论上讲，不仅对有社会意识和政治自觉的“新女性”，而且对新共和国的所有女性公民，“公之于世”都变得势在必行。如今人们期待女性为了建设国家，放足、上学、走出家庭去工作。因此，来自体面家庭的女孩开始享受更多活动的自由。许多女孩对当时流行的西式服装和行为方式感兴趣。这包括当众吸卷烟的习惯，最初由名妓使这种习俗风靡于上海。

　　在美国和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几年女性吸烟者的可见度越来越高，最终促使人们对这种社会习俗更加宽容。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辛亥革命后女性吸卷烟更加引人注目。这意味着一旦女性当众吸烟，女性私下吸烟长期确立的正当性就会让位于对女性吸烟越来越多的社会批评。这些矫正过的社会风俗，被总结成广为传颂的箴言“好女孩不吸烟”最终变得根深蒂固，或许会存在几百年。

　　与传统观点相反，只有“坏”女人才吸卷烟的中国观念并非久远儒家传统的残余，而主要是晚清和民国时期的产物。正是那时，跨国反烟草运动随传播福音的新教传教士一起环绕地球，中国精英在与之对话中开始建构一套高度批判吸烟女性的话语。这种批判的精英话语最初局限于传教士群体、节制协会和报纸主笔，逐渐通过印刷广告、电影和收音节目等各种媒体进入通俗白话。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人们通常认为只有“某种”女性才会吸烟草。更具体而言，已经与上海快节奏的都市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卷烟，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被普遍认为与一类被污名化的“新女性”——“摩登女郎”（又称摩登女子或摩登小姐）相关。摩登女郎是典型的“坏女孩”，蔑视社会传统并违反正派女性的标准，在大众媒体和精英话语中被描绘成艳丽、超级性感，并对政治不感兴趣。从文化保守主义者、改革派和革命派的角度来看，她们完全忽视了中国的现代困境，只关注时尚和美丽的“琐事”，却不顾民族复兴的大业。一旦卷烟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摩登女郎缺乏美德和爱国心的象征，任何吸卷烟的中国女性都可能被怀疑。那些追求名誉的女性，特别在1949年以后，大部分都选择不再吸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