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冬天，对国营中华烟草公司厂务科科长王承翰来说，有着别样的意义。

　　他与同事朱尊权、丁瑞康要携手做一件大事——为做中国人自己最好的卷烟开展叶组配方等工作。

　　“做中国人自己最好的卷烟”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民族工业的期盼。

　　1949年，中国国民收入的68.4%来自农业，工业仅占12.6%，全国人口80%是文盲。政府急切需要“尽快扶植民族工商业，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培养税源。”

　　烟草行业作为当时中国为数不多且基础良好的轻工业，税收贡献约占全部货物税的65%至70%。但是，卷烟市场份额几乎完全被英美烟公司产品占领，“白锡包”更是牢牢控制着高档烟市场。

　　在当时，无论是生产规模还是研发能力，最有资格和能力承担这一任务的无疑是国营中华烟草公司。

　　为国创牌的使命感、责任感和自豪感，集中在了彼时国内烟草行业的三位精英身上。王承翰刚毕业不久便进入重庆华福烟厂并迅速成为副厂长兼总技师，随后负责国营中华烟草公司的技术和工艺。正是技术过硬，管理经验丰富，质朴亲切的他，将赴美学习烟草专业，刚刚回国不久的朱尊权“挖”到了上海。而朱尊权则成为配方研制的关键人物，并在日后成为中国烟草行业的第一位工程院院士。丁瑞康则以较高的业务水平，为二人提供助力。

　　缺乏先进仪器和设备，研发小组用的是“土办法”——依靠大量品吸获取样本。在6平方米的小屋里，研发小组夜以继日，一刻不敢怠慢。一台小切丝机，一个几块长方形木条制成的卷烟匣子，一台小型卷烟设备，靠着这些简单的设备，研发小组将类型迥异、质量不同的烟叶取样、切丝加工成样品烟，标记产地、等级，然后进行评测，各自记下感受。累了就喝口茶，然后继续，常常到最后舌头麻木，喉咙干涩。

　　3个月后，样品烟试制成功，并获得了上级的认可。这样一款承载着诸多期待卷烟的命名，在全体职工“中华！中华！”的高声呼唤中应运而生。

　　“中华”的诞生，同样凝聚着人民的智慧，1951年，《解放日报》连续刊登“征求中华牌香烟商标”的启事。

　　深红色的全底，天安门城楼、华表、金水桥和五颗金星组合，与“中华牌卷烟”五个字一起，这款出自华东美协的商标，在众多饱含民族情感和创作激情的作品中脱颖而出，形成了问世之初的“中华”牌烟标图案。

　　“中华”卷烟刚上市供应就以明显优势撼动了“白锡包”的地位，打破了高级卷烟市场长期被英美烟公司垄断的局面。

　　一抹“中华”红，推开了民族卷烟工业发展的希望之门，激起了国货品牌奋发图强的燃燃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