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烟袋在17世纪已经渗透至学术精英，但从来没有变成一种专属的习俗，而在整个清代仍是普通人与上流社会共享的一种习俗。即使诗人和官员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满腔热情地学习这种新习惯，吸烟还是从高度商业化和城市化的沿海地区向较小城市、乡镇和村庄中更广大的民众，同时“向内”和“向下”渗透。

　　到1750年左右，吸烟在清代乡村社会的大部分地区已经普遍存在。自己不生产烟草的衣民基本上都会向小贩或市镇上的商店购买廉价的旱烟，尽管我们无法估量他们会买多少。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进行的调查统计表明，中国农民和劳工消费了大量烟草，这些烟草要么是他们自己种植的、作为酬劳接受、赊账或作为礼物获取，要么是用现金购买的。

　　在农村烟草消费水平方面，各地无疑存在显著的差异。例如，与没有商业化种植烟草的地区相比，福建和江西东部较为贫穷的居民消费了更多的烟草。尽管这种量化证据有限，却与许多中外文献相吻合，据这些文本描述，吸烟在清代中国几乎无所不在。

　　抽烟袋在中国普遍存在，从17世纪和18世纪开始，这一直是欧洲旅行文学中常见的主题。神父白乃心是1659年至1661年居住在北京的一位耶稣会士，他观察到满人和汉人男男女女都大量吸食烟草。在18世纪末，于1793年至1794年陪同马戛尔尼勋爵的爱尼斯?安德逊在使团经过山东省时注意到：我们经过许多种植烟草的地区。中国人对这种植物的种植和制造达到很高程度。烟草种类之多亦非世界各国所能比拟。中国烟草的消费量，当然还有它的生产量，一定是无法估计的，因为吸烟在中国极为普遍，普及到各阶层和各种年龄的人。

　　中国士大夫也曾谈及当时的吸烟习俗。根据包世臣在19世纪的观察，农民不仅喜欢吸烟，而且他们还用现金购买烟草。包世臣说：“作工之人，莫不吸烟。耕耘未几，坐田畔，开火闲谈……牵算每人每日所费不下七八文，十口之家，终岁吃烟之费不下数十金。”

　　看来在盛清时期，至少在经济较为繁荣的地区，农民和劳工能够时常购买少量烟草。事实上，有迹象表明，在长江三角洲较为富庶的城市化地区，农民对非必需品的消费量在1700年至1800年间大体上有所增长。根据方行的研究，在17世纪至19世纪之间，江南农民为酱油、肉、鱼、蔬菜和酒等非必需品支出的费用占全部家庭食品费用的比例从五分之一增长到三分之一。尽管方行没有将烟草列入购买的物品，但无法想象江南农民会只买酒却不买廉价烟草。事实上，包世臣的观点表明，至少在19世纪早期，即使农民消费烟草也像酒一样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