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我回老家收拾屋子，翻出了父亲留下的旱烟袋。一个横杆，前面一个金属锅，俗称烟锅，铜制的，流光发亮；杆是乌木的，空心，磨得同样流光发亮。这也算是传家宝！

打我记事时起，父亲嘴里就常叼着旱烟袋。旱烟袋，简称旱烟，抽旱烟，就是抽旱烟袋。而且父亲还给我说了个谜语：“南山来个铜猴猴，冒罢烟儿磕头头。”谜底就是“旱烟袋”。父亲抽旱烟袋，烟叶是自己种的。每到春暖花开，父亲就在院子里把地翻松，挑水育烟叶秧，等到烟叶秧长大后，就在院子里打垄移栽，一小块、一小块移栽完备。接下来就是隔三差五浇水、施肥、锄禾……，烟叶长大了，还要修剪，直至金秋收获时，按照烟叶的大小分别包装放入空房子里晾干，如此一来，父亲一年的旱烟袋就不会断档。

父亲最得意的是他自己培育的烟叶，经过精心加工，除了自己自给自足外，还出售一部分补贴家用。父亲先是把烟梗去掉，手工揉成碎末，再喷上白酒置于阴湿之处，等过几天出售。一来烟叶确实不错，二来用父亲漂亮的烟袋抽完后，不好意思不买，所以鲜有顾客空手而去。

直至长大后，我才知道，父亲抽旱烟袋其实是为了省钱，而且自家培育烟叶还能有不菲的一部分收入，其实，那时候的农村不富裕，男人抽烟，大多是这样的，抽旱烟，经济又实惠。

事实上，早在1890年，卷烟就进入中国市场，到民国时期很盛行。卷烟，用卷烟纸将烟丝卷制成条状的烟制品，也称纸烟、香烟、烟卷。父亲偶尔也在逢年过节抽卷烟。那还是上世纪70年代，9分钱一盒的红满天，卷烟的外包装是红色的，画着一颗善良的红五星向四面闪耀光芒。这是最便宜的卷烟了。每当这时，父亲还说：“过年有客人，讲究些吧，就抽红满天”。

接下来，父亲还讲出了一个笑话，建国初的一年春节闹社火，灯官要讨些“赞助”。当时的香烟白象牌就算好烟，四角一盒；天鹅烟稍差，两角一盒。董姓人家拿出的是天鹅，灯官不答应。董家主人即兴道出一段诗句：“白象没啦，天鹅一匣；灯官担待，就这人家。”诗句口语化，不粗俗。我反复听父亲讲，居然有所悟，那就是口语化的文学语言中，折射出生活的艰辛。

不过，随着我读书上学，家里有了用过的作业本。父亲如获至宝，就自制卷烟了。这自制的“卷烟”，就是把自家种的烟叶揉碎了，再把用过的作业本剪成条状，用手工卷起来，据父亲说，这样的自制“卷烟”，烟味浓，抽着带劲。

但是，我也已经发现，随着改革开放，批发零售的卷烟越来越多，农村供销社和小卖部出售的卷烟有雪茄烟，俗称黑棒烟，每盒一角六分；福牌烟，每盒一角四分；好一点儿的有官厅烟，每盒两角八分；东风烟，每盒四角五分；再好一些的就是迎宾烟，每盒六角三分……，而且都是张家口卷烟厂生产。再高档一些，山海关是干部职工普遍抽的一种香烟，一元八角一盒，而且是过滤嘴香烟。

但是，父亲认为这是奢侈品，即便我们子女给他买几条卷烟，也总是说，“很贵的，不如旱烟……”但是，抽起来却津津有味，分明地我感觉到，“卷烟就比旱烟好抽”。再后来，卷烟全部是过滤嘴型的了，并且低档烟逐步淘汰。父亲去世的2000年那会儿，山海关改名北戴河，已经是平常百姓普遍抽的香烟了。而一般干部职工抽得全是至少10元一盒的云南产“云烟”，甚至是20元一盒的云南产“玉溪”或四五十元的中华烟。并且张家口卷烟厂的钻石牌系列烟卷，直到今天仍然是上讲究的卷烟。

看着父亲的旱烟袋，回忆父亲抽旱烟的样子，再想象从旱烟到卷烟，直至今天的过滤嘴型高档烟。这一消费的与时俱进，不正是新中国70年奋进的一个缩影吗？记忆中的红满天，最低档的卷烟，其实是生活飞跃的一个里程碑，再到山海关牌香烟，乃至现在的玉溪牌、中华牌，每一种香烟走进寻常百姓家，都是生活水平提高到标志，更是新中国前进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