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流浪儿童在用废弃烟头中的烟丝制作香烟

著名漫画家张乐平笔下的三毛，在《不慎失火》篇章中依靠捡烟头度日的情节，为全国人民所熟知。而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像三毛这样靠捡烟头为生的人不在少数。根据1937年的统计，仅在上海一地就有千人以上的捡烟头大军。他们以“一只破口袋（或纸盒），一副竹筷”猎取别人丢弃的烟头，但自己并不制造卷烟，而是将“一段段三五分长的烟尾，积得多时可卖给专收的摊户……每天平均可得三四百文钱”。

还有一些人不光捡烟头卖钱，还自己把烟头里的什锦烟丝收集起来，集中日晒后再手工制作卷烟。卡尔·克劳（Carl Crow）记述，在1930年代的上海街头，“目光敏锐的老人监视着人行道上的这种垃圾，用装在手杖一端的叉子捡起具有商业价值的烟蒂，并把它们放入一个空听。在雨天……他除去烟蒂烧焦的一端，把烟丝从卷烟纸中弄出来，接着通过手工把这种材料卷成大量容易出售的香烟。就纯收入而言，这是世界上最赚钱的香烟生意。这种生意既没有原料开支，也没有广告费用，生产者收到的每一分钱就是纯利润。”

人们将这种用“香烟屁股”制成的卷烟，形象地被称为“弯腰牌”或“磕头牌”香烟，其制造者也被戏称为“磕头实业家”。而这种“磕头实业家”也成为当时手工卷烟业的主力军，他们采用“推烟斗”和“截烟斗”等较为原始的小木机制造卷烟，并由小贩向行人兜售，进而成为一种正式之小工业。

在辽宁，大多手工卷烟业户则免去了捡烟头的麻烦，直接就地取材。他们利用辽宁当地烟叶进行加工卷制，而盘纸基本从天津、沈阳、大连、丹东等地购买。1949年以前，分布在辽宁境内的各种手工卷烟厂，不包括沈阳市在内，已有2000多家。

据1933年的时论分析：“年来国事多故，地方不靖，驯致农村经济，日呈衰落，失业既日多一日，谋生亦愈趋愈难。苟有微利可霑，孰不赴之若渴。况土烟之原料，既便于取给，所需资本，又微乎其微，甚或区区数金，亦可勉强经营，而其销路，方日形活跃，更无虑有停滞之虞。”

手工卷烟虽然质量低劣，但价格低廉。手工卷烟生产者采用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而且不用投资或维护昂贵的卷烟机械设备，并通过仿冒机制卷烟的商标和包装坐享他人之利，从而大大节省了生产和销售成本。加上他们不必缴纳愈发沉重的卷烟统税，因此其价格远远低于最便宜的机制卷烟，这也为手工卷烟业的广泛兴起提供了机遇。

东北解放初期，国民经济处于调整恢复阶段，加上城乡交流困难，人民购买力相对低下，而手工卷烟成本低、纳税税额低，手工卷烟仍有一定市场。1949年5月，辽宁仍有手工卷烟业户445家，其中在沈阳特别市手工卷烟同业公会会员薄上登记的手工卷烟业户228家。由于手工卷烟的大量存在，对卷烟工业发展不利，且影响国家税收，各地人民政府对手工卷烟进行了规范管理。尤其是东北地区实行烟草专卖后，对所有手工卷烟作坊进行了明令取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