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家医院开起了“戒烟门诊”，7000多位烟民接受了首诊。

13名北京市人大代表联名提出建议，认为“电子烟”也应当纳入控烟范围。

本月，北京“最严控烟令”实施满4年。官方数据显示，4年间，北京公共场所违法吸烟比率由34.4%下降到4.9%；成人吸烟率下降了1个百分点。

这意味着，20万北京烟民“消失了”。

这些烟民去哪里了？还有更多烟民也要“消失”吗？

根据《新京报》的采访，6月的一个上午，张涛走出天桥演艺中心，轻车熟路地在门边一个垃圾桶旁站定，点上一支烟。北京最高气温超过30℃，张涛磕完最后一截烟灰，已经满头是汗。

吸烟变得更“难”了：张涛在高楼层办公，抽根烟要下20层；回到家里，房间内不能吸，楼道同样禁烟，懒得频繁上下楼，小孩不在家，张涛就打开抽油烟机、站在厨房里抽。

“采访我可以，帮我带句话给控烟协会，吸烟区能不能多设点儿。”张涛笑着抱怨。以前，他一天要抽上三十多根，现在数量“缩水”了一半。“谁能想到呢？抽烟变成了麻烦事儿。”

2015年6月1日，北京市控烟条例启动，这部被称作“史上最严控烟令”的法规，将北京市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划入禁烟范畴。这意味着，400万北京烟民都不得在任何“带顶儿”的场所吸烟。

随着北京的无烟场所越来越多，日益“压缩”的吸烟空间下，烟民不在车内吸烟、不在餐馆吸烟、不再“反抗”劝烟……无奈之下，有很多烟民去了戒烟门诊。

“戒烟门诊”，是承担戒烟服务的是一种新型门诊，在这里，医生通过药物、心理干预等方式，帮助烟民对抗尼古丁。2018年10月中旬，潘家园一间会议室内释放出一则消息——300个免费戒烟名额向社会投放。不到半天，名额被抢夺一空，这让主办方北京市疾控中心措手不及。到今年，北京有61家医院开设戒烟门诊，14家达到规范化戒烟门诊标准，首诊量7742人。

从长远看，控烟是大势所趋，戒烟门诊当然是好事。但是中国目前有3.5亿烟民，目前的戒烟门诊是远远不可能满足需求的。根据《2018年中国成人烟草调查》显示，我国成年吸烟人群戒烟意愿普遍较低，戒烟率未呈现明显变化。我国15岁及以上人群戒烟率为20.1%；每日吸烟者戒烟率为15.6%。16.1%的现在吸烟者打算在未来12个月内戒烟，计划在1个月内戒烟的比例仅有5.6%。在过去12个月吸烟的人中，19.8%尝试过戒烟。尝试戒烟的前三位原因分别是担心继续吸烟影响今后健康（38.7%）、已经患病（26.6%）和家人反对吸烟（14.9%）。

公共场所是所有人的公共场所，既属于烟民，也属于非烟民，不能只听取某一群体的声音，只考虑某一群体的需求。特别是作为烟民，也有自己的苦衷，烟瘾上来时扎堆在门口吸烟也有几分“情难自禁”。不可否认，控烟不易。可是如果“控烟履约”总是与“公众健康”捆绑在一起，对吸烟行为进行“道德绑架”的话，总有些太过牵强。

文明吸烟设施——吸烟区

烟民的素质和公共政策是否友好、公共设施是否到位密切相关。很多人吐槽二手烟危害，抱怨烟民不顾他人感受，不否认有部分烟民素质不高，但这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完善公共设施、改良公共政策来解决。在有条件的场合设置“吸烟室”是最好的解决方法。一方面保障了多数非烟民的权益，另一方面也为烟民提供了人道主义服务。这些场合，除了公共交通工具空间过小，条例受限外，其它场合其实都可以放置不同面积、不同种类的“吸烟室”。“吸烟室”既不是指在餐厅随意划分的“吸烟区”，也不是办公场所为烟民们腾出的临时交流的办公区，这些都有违控烟条例。而是真正科学的“吸烟室”设施。这样，看似严苛的去遵守100%无烟的室内环境，就可以用此种折中的办法来缓和并解决。